三位白领在跨国公司的二十年
黄华琼、高菁、郁舟，三位普通白领，以1984年中国社会开放之初为起点，他们的经历迥异，但殊途同归，折射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不久前，一位媒体朋友使劲在网上打听一个人的下落，这个人的名字叫吴士宏。虽然已经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但寻找本身却勾起了很多人的记忆。
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已逾20年的今天，这个曾经很出名的人正在被人淡忘。她曾是北京长椿街医院的一名护士，后自学英语，1986年进入IBM。1998年2月受聘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
吴士宏的名噪一时，除了个人奋斗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早早做到了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位置上。而在那个时代，她代表着那一批对中国人尚显神秘而陌生的群体——外企白领。
这个被众人艳羡并渐渐跻身于社会主流阶层的群体在今天已经达到了2200万人之多，他们生活在中国各个中心城市中。虽然他们的地域、出身、年龄、抱负、经历和行业完全不同，但很显然，他们有着因同在跨国公司工作所带来的某些共同点。
黄华琼、高菁、郁舟，三位普通白领，以1984年中国社会开放之初为起点，他们的经历迥异，但殊途同归，折射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第一代白领
年届不惑的黄华琼，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人家。他在1983年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国际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的新闻系。他说：“我是在掌声中长大的孩子，当时的想法就是想当无冕之王——记者。”
虽然是大城市的孩子，但他回忆当时在街上看见外国人时，就像看上海动物园的猩猩一样惊奇和兴奋，其劲头比小学时候在街边看红卫兵批斗“坏分子”大多了，更没有想到今后将和外国人成为工作伙伴。
那时，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已经有了可口可乐的广告，但跨国公司依然是凤毛麟角。
1987年，穿着一身橄榄绿警服便装的黄华琼从学校毕业了，回到老家上海。本应去上海青年报工作的他，却由于一个偶然，错过了自己曾经的梦想，进入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这是国内最早和外国人合资的汽车厂，外方是德国大众。为了对抗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范围咄咄逼人的竞争，德国人决定抢先进入中国。并把中国变成德国大众在这场世界竞争中的“桥头堡”。而中国政府期望的是“以市场换技术”提高整体的产业水平，并以此顶住当时愈演愈烈的用国家大量外汇进口轿车之风气。
工厂在郊区的安亭镇，每天大清早，黄华琼从家里出发，坐上班车，在两车道的柏油路奔波一个小时之后，到达工厂。和许多早年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一样，一开始，管理人员主要是外方担任，中方人员则是他们的副手。上班的前两个月，黄华琼在总装车间实习，车间里，从主任到工段长都是德国人。
他第一次感受了德国人的纪律和严谨。中国工人们那时还保留了在工厂乱扔烟头、随地吐痰的坏习惯，每到这些情况发生时，德国管理人员就勃然大怒，狠狠地训斥工人。黄华琼还记得车间的工人们那时给管他们的德国人起了一个绰号，叫“狼”。“狼”甚至要求工人严格按照工业工程的设计来完成每一个装配动作，如将搬轮胎的动作分解成几个统一的姿势，要求工人服从，不情愿的工人后来明白，采取这些规定的动作，不仅可以保证装配质量，还可以避免他们的腰受伤。
上班的第一个月，他领取的工资，虽然只有200多元，但比他爸爸妈妈的工资相加还要多。两年后，他每个月的收入超过了2000元。
黄华琼从1995年开始则过起了另一种生活，他利用在上海大众的脉络资源，下海开了一家汽车经销公司。可不久，他的生意就出了问题。“原来是靠‘稀缺经济’赚钱”，他说，“但市场发生了变化，没有核心资源和太多管理经验，失败是自然的。”
1998年，他重操旧业，投入了上海通用的怀抱，成为一名市场经理。新的外方老板是美国人，与德国人的文化不同，但对黄华琼来说，有一个根本的相同点，就是现代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以及敬业精神。
黄华琼到了上海通用工作之后，在汲取通用公司的“整合营销”、“柔性生产”和“精益生产”这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也开始拼命进行自我培训，周末就跑到福州路的书店，抱着一堆工商管理的书带回家。今年，他开始在复旦大学进修工商管理课程。
他的工作在去年又发生了变动。他去了东风标致，担任总经理执行助理、市场部副部长，这次和他搭档的是个法国人。
投身宝洁只为还债
1984年，四个北京的浪漫小女孩为了寻找骏马、大草原和芳香的酥油茶，经过四天四夜的火车旅行和15个小时的徒步，到达了荒凉的柴达木沙漠边的乌兰，对着戈壁宣誓成立了“沙漠奇旅”旅行团。领头的名叫高菁，这个女孩当时读初二。
高菁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北京家庭。为了去西南三省，才15岁的她就带领好朋友们做起了买卖，过年卖贺年片，一个星期就赚了300元，到暑假卖汽水、卖书，最终成行。虽然颇有商业头脑，但作为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高菁理想主义的色彩非常强烈。“当时就是想着今后为国家、为民族做事情，做大事”，她回顾自己少年时代的想法，语气中还有几许留恋。
高菁在1980年代末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她大三那年，北京和南方的一些城市开始流行选美，各种各样的选美比赛层出不穷。念国际经济的高菁一冲动，写了一篇《北大女生拒绝选美》的文章，获得了当年“中国新闻奖”。此后，去新华社工作就成为她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1994年夏天，北京大学特地将学校的礼堂布置一新，欢迎宝洁公司前来招聘，当年学校符合宝洁要求的只有300多位毕业生，几乎全部都投了材料，高菁是其中一员。学校如此热情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非常少，学生们如此热衷的原因在于这家卖洗发精和肥皂的外国公司给出十倍于国家机关的待遇。人们有着强烈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冲动。
高菁有特殊的原因，她戏称当时是“卖身还债”。大三的时候，她做起了炒外汇期货的大买卖，家里的一些做生意的亲戚先后给她投资了80万，这在当时并不合法，结果政策一变，80万转眼打了水漂。
她在仔细计算了宝洁的薪水之后，替自己拟定了一个八年的还债计划，接着拒绝了她向往已久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工作。
她成为宝洁选中的两名学生之一，前往这家公司在中国的总部广州。这次南下，改变了她今后的生活。在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她被分配到销售舒肤佳香皂的部门，并被贴上了一个名叫“gayle”的英文标签。在很多年后，她才意识宝洁的文化和管理对她的影响，但最初这份只是给香皂包装盒写中文说明的单调工作，令充满想法的她觉得乏味难耐，她在一年后，申请调到了北京宝洁的人力资源部门。
1995－1997年间，外资进入中国掀起高潮，其中以IT产业为主，已经被惠普公司合并的康柏电脑公司就是其中之一。1998年，热爱新技术的高菁跳槽到康柏工作，成为人力资源部的高级经理。遗憾的是，这些新兴跨国公司的管理水平和商业道德与它们的品牌并不相称，高菁此时才体会到宝洁这家百年老店的先进之处。
和许多跨国公司的白领一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往往到国外进修。2002年，高菁进入了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念公共关系管理硕士，她的同学平均大她十岁。
毕业后，她没有回熟悉的跨国公司，而是回国选择了一家国有基金公司。她还记得走进这家公司的第一天，从前台通往办公区的长长的走廊上，挂满了公司领导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题词。由于长期在跨国公司的办公环境里工作，她遇到这种中国特色的公司布置，禁不住笑了起来。
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她发现报效国家的愿望又一次落了空，由于长期的外企工作经历，加之公司文化的差异，她已不能适应国企工作环境。2004年，在猎头的再三邀请下，高菁跳槽到一家英国公司做人力资源总监。
从西部小镇到首都北京
1984年，郁舟在四川一所镇完小读四年级。和许多四川的山娃子一样，成都就是他们当时知道的最大的城市。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严厉的父亲、贫穷的家庭和艰苦的自然环境，他养成了一种自卑的性格，在班级中的成绩也不突出。当时家庭对他惟一的希望，就是将来考上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当一名教师，不用担心没有饭碗。至于若干年后，能在北京生活、拥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已经远远超出了郁舟的想象力。
五年过去，郁舟已经读初三了。在当地的一些富裕家庭，电视机已经出现，山区的孩子们获得了一个了解山外世界的窗口，但对外国人的生意和生活，郁舟还是很陌生。不过，对电视上的《猫和老鼠》的卡通片，山里的孩子一样喜欢。
1998年，郁舟已经从四川某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并在校学生处长的推荐下成为某IT报纸的市场研究部成员。这一年，他被从成都调到北京，出发之前，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不能在京城立足，那就3个月后打道回府，这至少还坐了一次飞机呢。
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单位的车来机场接他，然后带着他们去高档酒店吃饭，第二天在爬上长城时，他激动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他的工作地点在中关村，那时的中关村还没有大量的写字楼，电脑经销商们租了一个个像棚户一样的房子做着自己的买卖。郁舟常常对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和中关村一样土，也与中关村一同成长。
工作期间，由于做市场分析的缘故，他经常与跨国IT公司联系，了解了白领们的工作和生活，但以前每天中午只吃几块钱一碗蛋炒饭的他，觉得自己和大楼里面的白领们隔得很远。
2000年初，郁舟接到一家著名日企的客户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去那里工作。这一年，这家日企决定着力开拓中国市场。郁舟把握了这个机遇。由于工作出色，2003年，他就成为这家公司全球子公司中最年轻的部门主管。不过接受公司文化的熏陶，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2000年，公司邀请国内的一些客户去海外考察，郁舟在给客户的旅行备忘中提到，由于要泡温泉，请大家自带泳衣，这闹出个大笑话，因为在当地泡温泉，是不用穿泳衣的。
慢慢地，受严谨的日本企业文化影响，郁舟在自己家里挂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自己的一周和一月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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