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约会规则
过去30年，中国社会大有长进。但是，有些日常生活的小节，进步却缓慢，比如约会的游戏规则。不论是私人见面，还是公务约会，几乎都是如此。我每次回国，或在伦敦作东道主接待国内友人同行，有两个发现：
第一，在中国，预约会面很难，有时几乎不可能。长约不如短约。短约不如临时约。临时约还不如不约。有时效果最佳的，居然是不约而晤，在大家都没有料想的地方、时间，居然奇迹般见上了。在国外住的时间久了，免不了染上些欧洲人的毛病，比如长线约会。每次回国，常提前一、两个月就安排会面，与朋友同行通电通邮，约咖啡或饭局。对一个月后的约会，对方的反应常常觉得是光年之遥。害得相熟的朋友神经紧张，直言相告“喔……还有一个月呢！一月后的事，现在怎么定得下来。你下了飞机，马上打我电话，再约……”
第二，这种约会方式，到了中国境外，特别是到欧美国家，就会碰到大麻烦。西方的约会规则，正好想反。比如，我常常最后一刻决定放长假旅行， 要的就是惊喜，另英国同事瞪眼球。英国人大多习惯提前一年预定度假行程，特别过分的还有提前两年的。那里虽不信计划经济，但在约会上倒很有计划的色彩。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里，长约当然最保险，短约的风险就剧增，临时匆忙约会常被视为“违规”。一次，有国内同行抵达伦敦后，打电话要我在两天内搞定一英国内阁大臣与一欧盟高官的采访，当时心想，唯一的可能就是绑架他们两位了；几次来伦敦的国内新闻界同行临时想见本报总编辑，我常以中国约会文化特殊与中国对世界之重要性，对总编大人晓以利害加威胁，迫他几次变更其它约会，见中国客人。
在中国，商务约会难搞定。谈及此事，很多中外朋友都长吁短叹，有同感。其实，当事人都有苦衷，其中主要是体制的原因：从公司企业到政府部门到学府，临时决定开会太频繁，以至于“临时”变成了一种常态。科员决定不了自己时间，是生怕科长随时找他开会公干，处长又怕局长找。司长，部长，上头还有国务委员、还有副总理、总理，国家主席呢。这种“会议链”上，级别高的主宰级别低的时间，下级时刻准备着上级召集临时会议。后来一问，在企业、公司、高校研究机构中，也多是如此。如此状态，提前约会的可行度自然大打折扣。其实，不是大家不想守规矩，而是因不可控因素难守规矩。到头来，越是提前很久敲定的约会，就越不靠谱。
一位在欧洲做生意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去年北京奥运前夕，她带了一个市长级的欧洲贸易团到中国一经济重镇招商。航班抵达后，东道主说，很抱歉，奥运事大，这次没时间接待，下次再来吧，最后只得取消原定访问。一次，提前三个多月确认的会见，临到当天上午，黄了，说是市长有紧急会议。外国宾客，只有两手一摊了事。
据说，不少中国国企老总、民企老板，有临时召集高层会议或董事会的喜好。有的习惯半夜商讨大事，有的选择在公共节假日谋求策略，有时可能确有急务商量，但据说也有以临时开会考察手下人忠诚度的。能否支配他人的时间，仍是现代社会中个人权威的一大标记。记得上世纪70年代，毛主席习惯在深更半夜会见到访的外国政要。每次会见，多是临时决定，外国领导人只能在京随时待命，背着时差、暗中打着盹，等候驶入紫禁城的夜色。
约会的规则，并非国计民生大事，并无对错，只是那种游戏玩起来更顺些，更少些麻烦。约会规则理顺了，对谁都有益。国人出访，还是洋人来华办事，都会更富实效，办更多的事。今日写下这篇文字，也因一特殊原因。最近我在国内长住几周，发现自己的约会方式，本地化趋势正在加剧，越来越跟着感觉走，觉得临时约会，感觉良好。如同背包客旅行，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我自己也开始给朋友或同行打电话：“今晚上见面吧，不见不散………哎！一小时后，通个电话再说吧……
一个同事说，在中国约会，靠逮。“见着我，就逮住我。”，是最常见的说法。逮着就逮着了，逮着算你的。怪不得中国的约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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